像某个隐秘的号角被吹响，下午5点40分，进出义乌“北下朱”的水泥桥，一如既往进入拥堵时间。

　　30多辆轿车和小型箱式货车，混杂在近百辆电动三轮车间，声调不一的喇叭声，夹着喧闹的人声，百来米的长龙绵延。

　　“北下朱”全名叫江北下朱村，这两三年因“微商第一村”的名头一炮走红；更早之前，这里也发展过年画挂历、工量刃具产业，但都随市场起伏式微。如今，村外310省道的大型广告牌上，北下朱又打出口号，作为“网红直播第一小镇”和“社群社区团购第一小镇”，要“全面引领中国第四次创业浪潮”。

　　大口气的背后，是北下朱雄厚的本钱。不到22公顷的土地上，13000多个外地从业者拥挤在1200多间店面里，逾7400家商户每天要送出60万件订单。随手在路边搭讪一位套着低价短T恤的小姑娘，有可能她在三月的某一天，卖出过300万个口罩和20万瓶酒精。

　　以义乌发展为原型的电视剧《鸡毛飞上天》里有句台词：“鸡毛最轻，可有点风它就能飞到天上去。”

　　清早5点，北下朱27栋外人头如蚁。梳一头简洁的马尾辫，穿着文雅的老板娘余虹眼神不再惺忪，店员“呼啦”一下拉开卷闸门，主播和倒爷们同时涌入，空气里登时弥漫起“杀气”。

　　在北下朱，能让这群凌晨才刚下播、没睡几个小时的男女们红眼的，只有“爆款”。“只能拿一箱哦，多的我也没有。”上千件进货被一扫而空，余虹也只能在一旁勉强维持秩序。

　　就在同一年里，北下朱的微商纷纷转型做起供应链。他们以低廉的价格从工厂拿货，然后由网红主播带货销售。“才不管什么产品品类，什么红就卖什么。”对店家和网红而言，一款“爆款”热度只要能持续两三个月，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收入不菲。

　　在北下朱一溜大红色的店面招牌上，几乎都明晃晃地标着“网红”、“爆款”、“神器”等字眼，就差明示——“绝对能赚钱”。稍有名气的商户和主播，都有自己的“爆款传说”——一件单月销售35万件的羊毛衫，或是一个月销18万笔的猫爪马克杯。

　　离着余虹家不远，就是东北姐们李云香的精品帽子围巾店。她来义乌15年，几年前，她店里的主播阿利凭着一款“卷卷帽”，卖出过单月20万顶的纪录。“北下朱的商业嗅觉是很灵敏的。”像是鲨鱼闻见血腥，一时间所有商家都望风而动，开始售卖同一款帽子。

　　“液晶写字板”早就从余虹的店里下架了，理由很简单，“卖死了，为了抢单，最后价格都跌破了成本，哪还赚得到钱。”余虹说。

　　光上个月，北下朱就陆续带火过泡泡相机、安全头盔，眼下又都换成了驱蚊手环，谁也说不准一个爆款的“生命周期”有多长。

　　余虹今年五十出头，店是弟弟的，她算是帮忙看着。店里的货架每天都得上新，“超过3天没新品，肯定没人进店选品。”近来她明显觉得，自己有些跟不上节奏。

　　有人做过统计，仅这两年就至少诞生过“全自动销售”“五合一店”等新“玩法”。

　　从福建赶来考察“直播电商”的石萍，住下还不到一周，去市场淘货成了她每天的功课。

　　她本来在福建石狮做服装外贸，被抖音上的“清库存”视频吸引。视频里，这里的单件服装价格都以个位数来计。但被“骗”来此地后，石萍并未找到传说中的“白菜价”货源。

　　反而是刚买的折叠手机支架让她兴奋。她向我们展示，支架一头绑上手臂，“骑车的时候用来看导航，又便宜又实用，”虽然廉价的塑料模具，在折叠间发出尖锐的摩擦声，但并不妨碍石萍的使用者真实的体验，“不到40元，我特意去网上搜了，同款少说要贵一倍。”

　　北下朱的背后，是义乌这座“世界超市”。从行政区划图上看，义乌像一根“鸡腿”，离北下朱还不到2公里的国际商贸城，就处在这座城市的心脏位置。这里集中了全球80%以上小商品，8万多个店铺背后连接着各类工厂，足够支撑产品走红后，第一时间满足动辄数十万件的供货体量，并在48小时内发往全国各地。

　　规模效应，将北下朱的成本优势放大到极致。“工厂报价10块钱的杯子，北下朱你还可以谈到9块。”去年，江西人何军从义乌国际商贸城转战北下朱，专做团购生意。在市场摸爬滚打一年后，他打算利用自己的纺织厂，试水一款冰袖产品，“这种应季爆款，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价格。我这是专为北下朱量身定制，出厂价还不到1块4。”

　　在北下朱，一件商品的利润有时会低至几毛钱。商家会细抠所有环节，以控制成本。

　　“就拿发货来说，只要快递价格差1毛钱，一年就能余出几十万的利润。”原义乌申通副总裁方水耀很清楚个中道道，只要日均发货量超过1万票，就能拿到比较理想的快递价格。而均重300克以内的快递最低价，已经被压到了1元左右，全国一价（少数地区除外）。

　　“拿货的、考察的、直播的、拍短视频的，每天一波接一波，没停的时候。”一份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北下朱活跃着超过2000名网红，聚集了视频直播从业者逾5000人。但这份数据很快便显得过时：在街边稍作驻脚，从巷口串出的男人趿拉着拖鞋，嘴里念叨的都满是“新零售”“人货场”“网红经济”等时髦词汇。

　　在北下朱村委会工作的陶琪，是个机灵的姑娘，她干过电视台记者，做过新媒体策划，直到去年才被村支书挖来。每天的工作说来简单，无非审核材料、敲章，给超过30位新来的外来者办理业务。递上暂住证明或营业执照那一刹，她总能穿透这些男男女女的眼神，“我看得到他们眼里的欲望，那是赚钱的欲望。”

　　前段时间最高峰时，北下朱的社交电商从业者超过了2万人，远超过往。这是直播带货火爆的缩影。3月18日，智联招聘发布《2020年春季直播产业人才报告》，春节后直播行业招聘需求同比大涨132%，相关岗位的平均月薪攀至9845元。这是少数不限门槛的蓝海，超过七成直播岗位都不设学历和经验要求。

　　在北下朱，主播招聘的告示抬手可见，有的特意注明“小白也可”。“白手起家”和“一夜暴富”的传奇，是每个初来者都听过的故事。村口“创业之家”的创始人侯悦，就是个再好不过的例子。她说，2014年，丈夫在老家的生意破产，走投无路之际，她背着200万的高利贷来到北下朱。两年后，她从负债累累变身“创业教父”，开启事业第二春。

　　“我们这27栋有个小伙子，说话都不利索，就一款产品爆了，前几天我看他开上宝马了。”余虹也爱对自家的小主播，讲起这个“白天骑三轮，晚上开宝马”的真实段子。这些事迹很快经由网络，不断从北下朱发酵到全国。

　　暴富传说真假莫辨，北下朱巨大的虹吸效应却毋庸置疑。慢慢的变多的商户和个人，加入这个梦想者乐园。

　　将近下午6点，北下朱迎来人流高峰。进村牌坊下的桥头，站满了对着手机自言自语的播客们。即便在三五扎堆的人群中，套着东北花肚兜，头上扎一对羊角小辫的王贝贝都显得甚为扎眼。

　　“EGM（抖音一蹦迪神曲）上，刀不锋利马太瘦，你拿什么跟我斗……”对着镜头，王贝贝熟练地喊着“社会语录”。花哨的穿着和夸张的动作，引得不少路人侧目。

　　一通卖力的操作后，王贝贝收获14个赞。打3月初自驾来到北下朱，他想靠短视频赚钱的计划一直没变——出名、涨粉、带货。只是视频里的造型愈发出跳，但粉丝仍旧不到4000人。“这里太难了。”他说，这里虽然人多，但可拍的素材太有限。他感觉自己来错了地方，但又不肯认输。

　　王贝贝又开始了下一次“拍摄”，人群又把目光对准齐齐哈尔人小吴。他正侃侃而谈，向两位刚到的老乡传授经验。小吴来这已将近一年，在流动率极高的北下朱，算是老人。“假名牌”白T恤下，晒得黝黑的小吴，看着比王贝贝要成熟许多。

　　“今年的竞争很激烈，不要急着投资，先考察个十天半个月。”小吴说得不无道理，直播带货早就过了野蛮生长的阶段，卖劣质产品可能会当场被粉丝骂得下不来台。

　　在北下朱，每家小店少说也有数十名合作主播，小主播只能赚点差价钱。“直播间里9块9包邮的爆款，成本要占去2.5元，算上1.5元的快递费，有时委托商家发货还要交钱，一单也就挣几块钱。”小吴说，为了省钱，不少主播会选择一人承担选品、接单、发货，到售后的全部环节。

　　对粉丝不多的小吴来说，“秒榜”是他为数不多的渠道。所谓“秒榜”，就是花钱给人气主播打赏，冲到礼物榜第一位，然后通过连线将别人的粉丝，引流到自己的直播间。小吴听“高手”说过，“花20万钱刷到秒榜，有的主播利用这些粉丝，就能卖100万元的货，还外带涨几万粉丝。”

　　他本金不够，只秒得起几千元的榜。效果最好的一次，是一款叫“时来运转”的镶钻腰带，一晚上卖出700条。但更多时候是入不敷出，卖不出货的小吴已经退掉了租下的门面，但拒绝离开，“北下朱的机会这么多，在这都混不了，去别的地方就行吗？”

　　陶琪见过太多人兴冲冲地杀来，最后灰溜溜地逃跑，时间最短的不会超过1个月。“哪有这么容易，一款爆品刚出来，要不了一天就有大批同行跟风抢食。”不能抓住这个时间差挣的，只会库存积压，最终亏损。

　　陶琪还记得5月中旬那波“头盔热”，拿货单价最高时超过50元，如今跌到了16元仍少人问津。“那些投几百万囤货的，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因此亏光了全部身家。”

　　站在小吴对面听讲的高帅，3年前和搭档做起搞笑直播，粉丝一度超过50万，但去年极度下滑的打赏钱让两人开始焦虑。

　　“肯定想转型带货，看快手上说这儿的衣服、化妆品都论斤卖，来了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在市场逛了一下午，却感觉，不少产品比拼多多上的同款还要贵上一点。也不知道高帅是否“学艺不精”，一份网上盛传的《北下朱进货攻略》里明说，同款产品在北下朱的价格有时会差5-10元，“必须要找50家店铺作比较，不然就会平白多付出1万元的代价。”

　　4月底，互联网分析师刘焱飞在北下朱，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调研。他发现，李佳琦和薇娅卖什么，北下朱很快就能出现仿品，且价格更便宜。“在任何一家店，都能随便凑齐10-20款网红产品。”在跟风逐利中，北下朱成了最大的“网红”。

　　村支书黄正兴，这样和我们描述北下朱的发展道路：2013年，完成旧村改造的北下朱，效仿周边社区的专业街模式，引入“工量刃具商业街”；一年后，商业街上的店铺陆续迁出，村里又看中隔壁大热的青岩刘村，也开始转型电商；生意起起落落，直到2016年，不少微商来北下朱开店，成了第一批“网络批发商”，北下朱因此大热。

　　从跟风起家，北下朱终于借着“微商热”在赛道上后来居上。由微商再转入直播带货，而后的路走得顺风顺水。

　　如今的北下朱，即便在凌晨依旧可以感觉到市场的火爆。5层住宅楼上一多半亮着灯，一楼的门店忙着打包发货，胶带撕下的哧啦声，能一直持续到后半夜。1200多间铺面几乎全部满租，租金也翻了一倍。主干道两边的旺铺，租金少说也要20万一年，哪怕是地下室的租金，也高过隔壁村的店面。

　　疫情后，黄正兴处理了好几次投诉。有商户找到他，房东不愿意和他续约，但加价转给了盯着进场的新商户。因直播热而衍生的“培训机构”也开始鱼龙混杂，“有些不法分子打着北下朱的名义，骗人交费培训。一查才发现，根本没在这开店。”

　　为了争夺市场，主播和商户打起了价格战。从在淘宝上卖9.9元包邮，到在拼多多那里卖6.9元包邮，不断刷新的“最低价”压得不少人喘不过气，“每天只想多卖一点货，谁有空想长远的规划发展。”余虹坦言，越来越短的爆款周期，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严重的同质化，也正在丧失吸引力。“市场里卖的都一样，网红就势必要跳到产品更丰富的地方。”陶琪说，北下朱少有500万粉丝以上的大网红，一旦主播有了影响力，马上就会跳槽去杭州、上海等大城市。

　　一周之后，王贝贝还是选启程回家。走的那天，他看到桥头的人群里，多了几张新面孔。

　　以往，他也是在这里见过无数次这样的迭代。只是这次，他有了疑问，北下朱还能火多久？

　　前不久，因积极发展农村电商和产销对接成效明显，义乌获得国务院点名表扬。随便拉一组数据，在义乌，光类似北下朱的电商专业村就有164个，通过电子商务，共带动社会就业超200万人次。

　　疫情后，火爆的直播成了义乌借以自救的手段之一。义乌市委书记林毅公开表示，要“主动运用网络直播、社区电商等新模式新业态”，打开线上和国内市场。如今，义乌国际商贸城部分档口的直播拿货占比接近三成。

　　一夜爆红的北下朱，小商品城的产品的优点和直播网红的流量优势在这里交汇，也自然成为了媒体关注的对象。4月以来，涉及北下朱的各种报道不断。读者们迫切想知道，这个离义乌市中心尚有7公里的小村，究竟为什么能火，还能火多久。

　　2007年，借着电商东风，青岩刘村开出第一家淘宝店铺，并在2年内集聚网商近千家。2014年，创纪录的35亿销售额，让这座“网店第一村”光环加身。就连当时的传说——“骑着自行车来，开着宝马奔驰回去”，都和现在的北下朱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几年前，中国电子商会微商专委会专家组组长于久贺也给北下朱下过一个结论：“说白了还是江湖摊贩，只不过消费的顾客变成了以微商为主而已。”这话放到今天，依旧发人深省。我们采访的刘焱飞说得也很直白，北下朱做的是“钱”的生意，快进快出，跟货没有过大关系。

　　对此，北下朱的管理者们当然有过担忧。他们也想真正引领网红潮流，扶持优秀原创电商品牌，更高标准的谋划电商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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